道安五失本三不易 浅谈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

 

 

　　在本周的中西方翻译简史课上，赵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解了中国古代翻译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即东晋前秦时期著名高僧、般若六家七宗之一的“本无宗”的代表—道安。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道安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道安在译论方面亦有颇高建树，他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颇为繁多，但是最著名的要数载于《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的“五失本三不易”一说。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亦曾写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由此可见，道安本人及其这一理论在翻译史上地位之重。

 

　　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理论系统阐述了佛经翻译中遇到的难题。他认为佛经翻译在物种情况下会失去其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不易，因此必须慎之又慎。所谓“五失本”即：1、佛经是梵语，其词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颠倒的，汉译时被强行改从了汉语语法;2、经文质朴无华而汉语辞藻华丽，追求文采，为了迎合广大读者，译文有了一定的修饰成分在内;3、佛经论述往往反复再三，翻译时被删繁就简;4、经文有”义说“类似于汉语总结性的”乱辞“，内容重复，或千字，或五百字，翻译时也被删去;5、佛经原文中在讲完一事，另述他事时，会前话重提，而这些话，也未保留。而所谓的”三不易“则是指：1、经文是按照当时的说法来的，如今时代不同，改古适今，颇为不易;2、”圣人“大智大慧，大彻大悟，并非凡夫俗子可以企及，要把圣人的微言大义讲给后世普通大众，很不容易’3、佛祖之后，其大弟子阿罗汉等人尚且反复斟酌，兢兢业业，如今由普通人来译经，谈何容易。

 

　　不难看出，道安所说的”五失本“中的第一条，颠倒梵语语序，以符合汉语语法，这一点其实这一点在我看来与其说叫”失本“，倒不如说叫”妥协“，译经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译语读者通晓经文，如若不做语序调整，译语读者很可能会不知所云。钱钟书先生对此亦有经典评述：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第二条，道安主要谈了”文“与”质“的问题，这一点如果从现代翻译理论中的”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及”交际翻译“理论(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来讲，大可不必为此纠结，因为译经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吗?故我认为只要译语读者可以通晓佛法佛意，是”文“是”质“又有什么关系呢?

 

　　至于道安所讲的三、四、五失本，所讲的都是翻译删繁就简的情况，实则可归为一点。而”三不易“，道安认为这主要是由古今不同以及”愚智天隔“所造成的困难，这些应该主要是出于对他佛教的虔诚以及对圣人的无限崇敬，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不应该是构成”不易“的原因。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言：”后世谈译学者，咸征阴焉。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

 

　　赵老师所讲的这些让我对中国翻译史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崇敬古人的智慧，也为赵老师渊博的知识点赞。

 

 

　　一、 引言

 

　　由于语言障碍、思想冲突、文化隔阂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

 

　　在东印度教东渐的过程中，释道安堪称“中国佛教界的第一建设者”。然而，今天我们对于释道安的认识仅停留在其“五失本，三不易”的历史话题，对于该话题的历史蕴含及其对翻译史的启迪作用，今人研究的还很少。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位东晋先贤，拨开历史的迷雾。

 

　　二、道安的翻译理论

 

　　道安(312~385)主持译场的过程中.根据译经实践和译经者的见解，总结了前人译经的经验，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序》提出了佛经翻泽的“五失本，三不易”的论点。

 

　　所谓“五失本”，通俗地说就是，将原典翻泽为汉语时，有五种情况易于失去原本的面貌(不仅仅是“失去原意)：(1)胡语和汉语的语序或语言结构不同，翻译时要改变原文语序采用汉语语序，因而译文失去了原典的语法结构特征。(2)原典的语言本是质朴无华，而中国人一向喜好文饰，所以汉泽时会因修饰而失去原文语言质朴的特点。(3)原典常有反覆重述的情形，翻泽时容易被随意删削，会失去原典的文本特点。(4)原典经文中，常附有解释说明性的文字，汉泽时若被任意删除，同样会失去原典的文本特征。(5)佛经有自己独特的语体，它在说完一事再接叙它事之时，常有重述前文的情形，汉译时多省略重覆的部分，所以会失去原文的语体特征。

 

　　所谓“三不易”，即译经的时候有三种不容易的情况：(1)佛经是依当时的情况而说的，而今时俗全然不同，要使经文变为今人可读可懂的文章，不容易。(2)千年以上的圣贤所说的微言大义，要传达给百世以下的今世凡夫所理解，不容易。(3)佛经是距佛世不久由大迦叶、阿难等具足神通的大阿罗汉结集而成，现在要由千年后的凡夫俗子来传译，不容易。”

 

　　三、对“五失本，三不易”不同侧重点及其关联性分析

 

　　1.着眼点不同：“五失本”主要从翻译的空间性(胡秦)着眼，概述了从梵语到汉语翻译，有五类情况使得译文不同于原文，但为使得译文可读，非“失”不可;而“三不易”提到了翻译的时间性，阐明了由于时间、空间、佛学造诣差别造成的翻译中的困难。。

 

　　2.遵循的翻译理念不同：在其“五失本”中敏感地洞察直译与意译、质朴与骈俪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三不易”中提出要考虑读者因素的可读性理念，比西方奈达提出的“读者反映论”早两千多年，在我国翻译理论中，具有开创之功绩。

 

　　1)“五失本”之说是对佛经翻译中乖离梵文原意的现象提出的批评，第一条是关于句法问题，梵文句法与汉文句法语序相反，如果按汉文习惯将梵文句式颠倒过来，就将因不符佛教的思维习惯而失去原义。第二条是关于修辞问题，梵文重质朴，汉文尚修饰，如果翻译为了满足中华读者需要，有意增添文采，难免与原义不符。第三条是关于风格问题，梵文佛经颇多反覆咏叹、再三叮咛之语，汉文写作则有尚简约的传统，如果按照汉人的审美观点剪裁其“不嫌其烦”之处，原义将有所丧失。第四条是关于文体问题，梵文佛经于各段末尾有“义记”，类似中国古代辞赋末尾的“乱辞”，重复前面已讲过的话，如果大量删去这些连篇累牍的重颂，未免会失原意。第五条是关于叙述问题，梵文佛经述毕一事，在另述他事时，又反过来重复前文，如果将这些全部精简，也将失去原意。

 

　　“三不易”之说讲译经之难，作为佛经翻译者，不仅须精通两种以上的语言，还必须跨越不同的时(古与今)空(天竺与中华)，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其难度可想而知。关于“三不易”，我们要正确处理以下三对矛盾：其一，从信息发出者来说，佛经乃佛陀面对不同的听众“因时所演”。由于古今时俗互异，而按佛陀的传经思想，经义必因时而圣，因此翻译者就必须考虑佛陀的苦心，注意从“雅古”到“今时”的转换，即用“今时”之语取代“雅古”之语，适应时俗的阅读习惯，从而完成佛经文本的现代转型。其二，从信息接受者来说，下愚(低智商或所谓钝根)与上智(高智商或所谓利根)有天渊之别，圣人更是高不可攀。因而翻译者要使普通民众都能接受佛经，就必须克服两个障碍：一是信息的发出和接受之间的时间跨度，二是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问的愚智悬殊，从而使“千岁之上微育”(佛教奥义)变成“百王之下末俗”(凡夫俗子)也可理解的东西。其三，从信息转换者来说，翻译者必须超越自身历史的局限和修养的局限，从而做到“以近意量裁”，尽可能接近“彼阿罗汉”(指佛陀弟子)的水平。

 

　　2)关注的对象不同：“五失本”从客体角度论述翻译本体论，侧重语法、词汇、语音、文字等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文体文风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不能忠实于原文。“三不易”从主体性差异角度论述翻译本体论，侧重的是由于文化隔阂，思想冲突等造成的读者与译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从译者与作者的关系、读者与作者的关系等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差异的角度论证翻译的不可能性。

 

　　3)关联性：“五失本”和“三不易”二者紧密相连。因为译经“不易”,所以译文不仅要“审得本旨”,准确传译,还要“因本顺旨。。。敬顺圣言”,不能随意删减原文内容,否则就会“失本”。这是我国翻译史上首次提出的比较系统的翻译论点,在我国翻译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

 

　　四、 影响

 

　　道安第一次真正从语言翻译的角度，相对系统化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五失本”和“三不易”，主张译文保留原文的风格面貌，这是我国翻译史上首次提出的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开“等值”论之先河。

 

　　钱钟书先生在其评论《翻译术开宗明义》中认为道安的“五失本”和“三不易”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这个说法已被一般译学研究者所接受。的确，对于原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是翻译术的基本层面，道安能够实事求是，是翻译研究的正途。他的这一理论也是中国佛经译论另一重要的奠基石。

 

　　五、 结语

 

　　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冲击是积极的，他激活了汉语自身，给汉语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我们也不能无限夸大其对汉语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对汉语的促进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正确认识释道安的“五失本”思想，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原作者―原交―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古代翻译理论体系的再认识也十分重要，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翻泽理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周裕锴.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M].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71-80.

 

　　[2]释道安.比丘大戒序.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六)[Z]苏晋仁，萧�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3]释道安.阴持入经序.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六) [Z].苏晋仁,萧�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4]释僧佑.出三藏记集[Z].苏晋仁,萧�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6]季羡林,许国璋.翻译[M]/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摘 要：在我国传统译学理论中，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了“五失本，三不易”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涵义，并从道安的文质观、文体观和文化观三个方面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剖析。

 

　　关键词： “五失本，三不易” 涵义 理论内涵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于是佛经的翻译开始了，并且掀起了我国翻译史上的一次高潮。然而当译经事业繁盛以后，“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例如，东晋僧人支敏度即认为支谦、竺法护、竺叔兰等人先后所译的三本《维摩诘经》“或词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自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理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明显地表达了对当时译经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不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东晋前秦时高僧释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思想，旨在提供翻译标准，规范翻译行为。

 

　　一、涵义

 

　　佛经“义多纸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道安将其纸缪归纳为“五失本，三不易”从译者主体性方面探讨翻译过程：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所谓“五失本”，就是指翻译梵文佛经时有一种情况允许丢掉原文的本来面目，力求使译文比较接近汉文的规范：(一)梵文倒置(词序颠倒)，译时需改从汉文法;(二)梵经朴质，汉文华丽(魏晋时盛行骈文)，为了流通(使读者能接受)，不得不略加润饰;(三)梵经同一意义，往往重复三四次而不嫌繁杂，译时不得不删削;(四)梵经结束处，要把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五)梵文说一事，说完后重述一遍后再说别事，译时就将“重述”删掉。道安的见解蕴涵着很深刻的理论价值，

 

　　所谓“三不易”，是指译文在做到忠实原文方面常遇到的三种困难，进而要求译者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反对随意翻译：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道安说：(一)用现代语(当时的汉语骈文)翻译古代语(质朴的古梵文)，难得恰当;(二)古圣先贤的精微哲理，后世浅学难以融会贯通;(三)释迦牟尼死后，弟子阿难造经非常审慎，后人以今度古，任意揣测，随意翻译，难得正确。道安所讲第一点，是要求译者尽可能地注意原文的文体风格;而第二、三两点，则是要求译者透彻地理解原文，不凭臆测，译时慎重从事。

 

　　道安的“三不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涉及读者的接受性问题和作者、译者和读者间关系问题的翻译论述。其“一不易”，“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指的是古今时俗的差距。道安意识到要改古以适今很不容易，但又要努力做，这显然是考虑到译本读者的接受性。而“愚智天隔，圣或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以及“释氏弟子尚且慎重选经，现由凡人传译更难”的“三不易”，大意都是作者与译者因人不同而有智力、环境的差异。

 

　　他的结论是：“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梵为秦，讵可不慎乎?”

 

　　道安的译经思想是主张直译的。梁启超据此认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直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由此得知，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

 

　　二、理论内涵

 

　　具体说来，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思想反映了道安的文质观、文体观和文化观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剖析。

 

　　1.文质观

 

　　“一失本”即体现了直译和意译的矛盾。道安主张直译，认为简略而不像原文那样繁复的译文，其实是掺了水的葡萄酒。然而他主张的直译极端化为逐字译，连原文的语序都不能更改。显然，道安认为语言形式也是翻译之本，丧失了原文形式就等于失了“本”。但是他提出的第一条――颠倒外文原有顺序，以使符合汉语语法――其实是无法否认的。因此，他自己也只得赞成“时改倒句”、“言倒时从顺”，要求译文符合汉语习惯，不至令人费解。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道安在强调保存原文形式时犯了过激的错误，把逐字译和直译混为一谈。其实，现在所说的直译是指译文合乎译语的句法结构，且传递了原作词语的基本意义，但意义是孤立的，没有考虑原语用词的上下因素。这与连词序都是按照原文排列的死译(逐字译)有根本的区别。

 

　　2.文体观

 

　　“五失本”的第二条提出了长期以来翻译界争论的问题――质直与文丽的矛盾。“质朴”论以译经是否按佛经的词句进行了不失原意的翻译评判译经的好坏，而“文丽”论则以译经是否简略通顺评判译经的好坏。显然，道安属于“质直派”，指出“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是易经的二“失”本。可见，他也意识到再现原文文体是翻译的又一“本”。他认为梵文佛典的经文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文体的不同与审美取向的不同要求译文作一定的修饰，从而更好地适合“众心”即广大读者。但是他反对曲解原意，妄加文饰：“惧窍成而混沌终矣”，主张下“寻文比句”的工夫。

 

　　3.文化观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还反映了道安对中西语言差异的感悟。从语言的层面上说，道安从译者的得失(五失本)的角度道出了梵文与中文的差异：一是从语序(即句法)的角度来看，“胡语尽倒”，因此翻译时应该遵从汉语语法。二是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看，“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厌其烦”。因此在翻译时主张删减，以满足汉语的行文方式。三是“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因此翻译中主张删去这种内容重复的“义说”或“乱辞”，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四是佛经叙事每告一段落，又“将更傍及，反腾前辞”，主张在翻译中删掉这种前话后提的句子，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由此可见，道安“五失本”中有四个“失本”都是涉及梵、汉两种语言的差异的。

 

　　除语言差异以外，道安还对梵文所反映的印度文化和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有一定的体悟，并在“三不易”中作了归纳总结。“三不易”中的第一不易就是“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说的就是“圣人”说法本来是按照当时的习俗，而今时代不同，习俗各异，因此要改古适今，考虑习俗的变易，这是一大困难。道安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求实求真的态度，主张忠实、原原本本地再现佛教经典、还原印度文化。

 

　　三、结语

 

　　总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涵盖了翻译学本体和主体问题，具有全面、系统性，不仅对其当时的佛经翻译有很强的规范作用，对于今天的翻译活动也具有相当的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曹明伦.五失本乃佛经翻译之指导性原则[J].中国翻译，2006.

 

　　[3]祝朝伟.传事以尽，尚质而无斫凿;委本从圣，求真勿令有失[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

 

　　[4]刘也玲.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J].理工高教研究，2004.

 

　　[5]夏廷德.由道安的“五失本”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

 

　　[6]彭治民.佛经翻译在我国翻译史上的地位[J].商洛专科师范学院学报，2000.